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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上帝的捉弄 周旋于上帝 就是解开宇宙的奥秘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转载)  

2014-03-13 16:05: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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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

一、不断发现和学习,不断加深对骨刻文认识

我在前两年的著述中经常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省中部地区济南至潍坊一带的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刻划文字的骨头、玉石器、陶器和陶片等,其中骨头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些文物爱好者就从当地群众手里搜集这些资料。”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和深入研究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中地区和赤峰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经常出土早期文字,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刘凤君教授(左)和于水先生在圣城遗址调查
刘凤君教授(左)和于文水先生在圣城遗址调查

2002年冬,济南四门塔佛头像回归后,我开始启动“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开始搜集考古发现和民间收藏的零星资料,齐鲁书社编辑贺伟约我在2007年出版有关大型图书。2005年春天我在济南看到一块上面刻着花纹的小骨头,当时我肯定: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上面刻划的应该是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2007年我又鉴定了昌乐县收藏的一批骨刻文,当时我进一步确认并公开宣布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它和安阳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是一批记事文字。”许多媒体公布了我的发现和鉴定结论。很快我和地方领导及我的学生对昌乐、寿光等地出土骨刻文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图1)。我放下了齐鲁书社的约稿,专心编著和出版《昌乐骨刻文》一书,2008年12月付梓正式出版。〔1〕

刘凤君教授(左三)和李正洪副主席(右二)、王泳亮副主席(右一)在袁家庄遗址调查
图1 刘凤君教授(左三)和李正洪副主席(右二)、王泳亮副主席(右一)在袁家庄遗址调查

去年1月31日中午,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自己介绍是西安文物爱好者龙建雄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他已到济南,有几件带刻划文字的文物请我鉴定。我在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办公室和他相见(图2)。他首先拿出两件石铲。他介绍,这两件石铲是他在2005年11月调查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遗址时发现的。他还讲述:采集到石铲后,自己感到上面的刻划很重要,请教和询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结果。去年底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鉴定,该院领导告诉他,这两件石器“应为古人制造的石铲、石斧。至于是否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以及石器的图案是否是文字,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的鉴定最为权威。”所以,他又专程来山东大学请我鉴定。我看过这两件石器和石器上的阴线刻划,确认这两件石器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两件石器上都有阴线刻划,其中一件保存较清楚,刻三个鸟的形象(图3)。龙建雄请我为两件石器的刻字出具鉴定书,我同意了。在3月16日我出具鉴定书给他,全文如下:“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的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两件石器都有刻划,其中一件较薄的石铲两面都有阴线刻鸟的形象,应是刻的‘鸟’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着字,可惜风化的不清楚。这两件石器上刻划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3月25日《三秦都市报》记者撰文《“鸟”字比甲骨文早产千年》,全文登载了我的鉴定书。

刘凤君教授(右一)和龙建熊先生在鉴定文字 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一直采集刻“鸟”字石铲
图2 刘凤君教授(右一)和龙建雄先生在鉴定文字 图3 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遗址采集刻“鸟”字石铲

去年4月23日北京文物爱好者程天来先生也专程来请我鉴定几件刻字的骨头和一件刻字石器(图4)。据他介绍,这些文物都出自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古文化遗址中。我认为这都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上面刻划的字虽多已风化较甚,但都和长安花楼子(图5)、旬邑大店村遗址出土的文字艺术风格雷同。我看到这些文字,结合这一地区考古工作者的有关发掘资料,我信念更坚定了:在龙山文化时期,今天的关中及其周围地区和今天的山东中部地区一样,确实已经产生和使用过文字。关中地区骨刻文是山东地区骨刻文的“姊妹文”。〔1〕

刘凤君教授(右一)和程天来先生在鉴定文字 长安花楼子遗址出土骨刻文
图4 刘凤君教授(右一)和程天来先生在鉴定文字 图5 长安花楼子遗址出土骨刻文

去年春天,我发现于文水自2002年以来收藏的寿光圣城街古遗址的骨刻文,后来我和我的学生们对该遗址和周围其它主要遗址进行了10多次调查。圣城街遗址面积较大,约有几十万平方米,可惜已遭严重破坏。我们采集到了部分骨刻文,结合调查纪台时发现骨刻文的情况分析,发现今天的寿光是骨刻文产生和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该书所用资料都是圣城街遗址出土,多数是于文水采集,少数是我们调查时发现的。

经过一年多进一步野外调查和综合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去年8月烟台甲骨文研讨会上,与许多师友同仁进行过多次讨论,认为这种早期文字直接称“骨刻文”更科学。这样可以把2008年12月出版的《昌乐骨刻文》和今后即将出版的有关发现和研究成果,都纳入“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中。今后丛书中的每本书名“骨刻文”前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标志,如《昌乐骨刻文》、《寿光骨刻文》等。这样可以使读者知道出土地点,进行分区研究,探讨各地区之间早期文字产生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这样与已成惯例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所对应,以便顺利地被纳入国内古文字研究体系。”〔1〕

骨刻文座谈会
图6 骨刻文座谈会

也正是这次烟台甲骨文研讨会,不但使我对骨刻文认识加深了,而且更加坚定了我继续研究骨刻文的决心,也明确了目前骨刻文研究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分组座谈会上,我与几位专家对骨刻文是否是自然腐蚀的发生了激烈争论,对我打击较大。在第二天闭幕式大会上,山东省原副省长、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玉堂主席专门走到我的面前,亲切地对我说:“凤君,骨刻文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坚持下去,多找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多和甲骨文联系起来考虑。”在大会发言时,谢主席又说:“刘凤君发现的骨刻文,是一件大事,我们不应轻易给否定,我们应去研究它,证实它!”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教授也强调说:“一个新的发现,发现者需要有学术胆识,我们首先不应该去怀疑它,大家应该用心去研究它。”求索路远,当爬坡累到极限时,真需要有人扶持一把。两位领导语重心长的善意和勉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激励了我的胆识,我永远铭记在心。去年底,山东大学把我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作为985学术工程立项。在此基础上,今年2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一次“骨刻文座谈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教授、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教授和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教授也都希望我多找说明骨刻文是文字的根据(图6)。他们不仅仅是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同是也在为我指明继续做下去的方向:要继续找证据,让更多的实事说明骨刻文就是一种早期的文字。〔2〕

自去年夏天以来,我不断收到程天来先生传送给我赤峰地区出土的早期文字资料。今年赤峰中学教师郝凤亮先生和我多次联系,赤峰学院马岩和王丽伉俪还把他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时采集的刻字骨镞送给我。今年5月我去赤峰,在郝凤亮和王丽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博物馆(图7),调查了几处古文化遗址(图8),观看了郝先生的藏品,发现了许多骨刻文,多属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这证明赤峰地区也是早期文字产生和流行的地区,山东地区骨刻文在北方的赤峰地区也有“姊妹文”。

刘凤君教授和郝凤亮先生(左一)在赤峰博物馆交谈 刘凤君教授和王丽(右一)、李彦霖(左一)在赤峰孤山子遗址调查
图7 刘凤君教授和郝凤亮先生(左一)在赤峰博物馆交谈 图8 刘凤君教授和王丽(右一)、李彦霖(左一)在赤峰孤山子遗址调查

莱阳前河前西周墓出土陶盉上的刻文
图9 莱阳前河前西周墓出土陶盉上的刻文

 今年春节刚过,我的同事请我看看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出土的骨片。我看过一部分后发现1984年发掘的骨片中就有骨刻文,都明确表明出土自商代地层。它与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如双孔石刀和素面陶鬲等共同出土,他们又确实是商代的而不是岳石文化时期的。这可能说明了今天山东地区的骨刻文虽然对甲骨文产生过直接影响,但商朝的政治势力统治这一地区后,东夷族人仍延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刻写自己的文字,使用自己的陶器。在今天的胶东地区,东夷人的这种传统可能延用时间更长,1981年莱阳前河前村西周墓出土陶刻划的骨刻文类型的字可资为证(图9)〔1〕。

二、考古工作者与骨刻文的多次相遇及“草根腐蚀”等自然形成说

 这种骨刻文,实际上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和发掘时已多次相遇。公开发表的发掘报告中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如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的12片刻字骨头,〔2〕1996年至1997年淄博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发掘的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的两件刻字卜骨;〔3〕另外江苏高邮龙虬庄和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也都发现过刻字陶片;〔4〕还应提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山东省中部地区的济南至潍坊一带古文化遗址发掘中,有个别大遗址的龙山文化至商代地层中也已出土过骨刻文,只是当时还不认识;这种情况在其它地区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如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大南沟小河沿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几件骨器上,就有明显密集的人工刻划痕迹,只是把它作为一般的骨器看待。更值得注意得是,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时也经常遇到,当地群众深翻土地遇到的骨刻文也请教过我们考古工作者。以上种种情况与骨刻文的多次相遇,当时有的调查者和发掘者认为这些资料很重要,可能是早期的文字或符号,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多被误认为是草根腐蚀的或虫蛀的。

骨头上的草根腐蚀痕迹
图10 骨头上的草根腐蚀痕迹
为了说明骨刻文与虫蛀和草根腐蚀以及骨花等骨头的差别,近几年我在田野调查时注意寻找。结果是找一件骨刻文有时容易,但找到以上自然形成的骨头很难,到今年春天我才各找到一件。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和对近数万件骨头的观察,还请教过一些搞自然科学的专家教授,我和学界有些朋友目前的认识是:骨刻文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完美,多数都是弧线构成,都有一定的深度,有深有浅,刻划底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线条流畅均匀,凹线底部都有明显的硬划痕。甲骨文以后中国字用笔多取直划,而骨刻文多取弧线,越早的弧线越多,到后期直线才逐渐增多,这是中国早期文字“书画同源”的特点。由多是弧线演变为多是直线,由富于变化的图画形演变为造型较固定的方块形,这是中国早期字演变的规律,也是中国文字由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进步过程。虫蛀的是一个圆点接一个圆点,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新骨头时,虫子咬嚼的可能性较大,骨头放一定时期后,对虫子来说就没有咬嚼的价值了。所以,虫蛀现象很少;草根腐蚀的痕迹是浮在表面,线条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深度。腐蚀的线条底部光滑平整,在一个水平线上(图10)。再说,草根腐蚀的只能腐蚀朝上的一面,而许多扁平肋骨的两面和许多圆肢骨的各个面都有刻划,这应该不是草根腐蚀造成的;骨花没有刻划的痕迹,较浅,也没有什么规律,是骨头在自然风化皱曲过程中形成的,其形状类似于花朵。这种自然现象一般出现在骨质比较疏松而又多是弯曲的地方,如骨臼和骨头出现弯凹的地方,比较直的肢骨的骨管和比较平的肋骨两面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恰恰骨刻文多数刻在这上面。按理说,虫蛀和草根腐蚀或是骨花,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多,而且是重复出现的、有一定规律的美的造型。再说,虫蛀和草根腐蚀或是骨花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有普遍性,它不会只出土在大汶口文化至商文化的遗址中,在山东地区也不会主要集中在济南至潍坊一带。如果有的骨头真是在几千年前被草根腐蚀过,几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痕迹也早已在地下消失掉了。今天出土的骨刻文,多是当地群众在深翻地时发现的,距地表又多在几十厘米以下。这样的深度,不可能有什么草根和虫子。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说明的是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在正式学术刊物和媒体上公开谈骨刻文是虫蛀、是草根腐蚀或是骨花,但有的学术会议期间的公开发言,已造成了很大影响。〔1〕考古是最讲实证的,有些考古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根本没见过草根腐蚀、虫蛀和骨花等自然现象,甚至他们根本也没见过或只见过几片骨刻文,就很盲目的把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误认为是自然形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三、近三年的田野调查,进一步求证了骨刻文的年代

骨刻文被发现以来,大家都关心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我提出的骨刻文年代是否能得到科学证实。开始,我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器物类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遗址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推断骨刻文年代的7个根据。〔2〕为了慎重起见,2007年下半年我曾几次派潍坊博物馆我当地学生到出土过骨刻文的遗址进行暗访调查。一是调查该遗址是否出土过骨刻文,二是调查附近现在是否有人在骨头上刻字。调查的结果证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同时我多次与当地领导和我的学生到出土骨刻文的遗址进行调查和走访群众,我们还几次在遗址上采集到刻字的骨头。

自去年夏天以来,我带学生集中调查寿光市圣城街古文化遗址。这遗址一边是座座高楼耸立,另一边已被建筑机械挖得千疮百孔。推土机挖出的个个深坑四壁断面上,古文化层的堆积清楚可辨,我们在暴露出来的龙山文化灰坑中采集到了骨刻文(图11)。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山文化蛋壳陶片、鬼脸陶足、磨光黑陶片和陶扳手等(图12)。在该遗址的中心部位我们还采集到几块骨刻文。今年春天,我又多次对济南附近的大辛庄和龙山城子崖等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刘凤君教授和陈冠军先生(右一)在古文化遗址调查 在龙山文化灰坑采集的陶片
图11 刘凤君教授和陈冠军先生(右一)在古文化遗址调查 图12 在龙山文化灰坑采集的陶片

我在调查济南至潍坊一带的古文化遗址时发现三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调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址时才会发现这种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多发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三是发现骨刻文的遗址并不是全部遗址上都发现骨刻文,而是只在其中的边长一百米或二百米的范围内才发现。这说明骨刻文的年代虽说主要流行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开始产生和使用,并延续到岳石文化或更晚一些;也可以看出,当时骨刻文的创作主要在生活区的某一部位,流通和使用的范围也有一定的规范。

四、崇山石祖林和首阳山岩书对骨刻文的佐证

2008年7月22日,我在昌乐县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中午吃过饭,县政协王泳亮副主席等陪我去县城东南约40公里的崇山游玩。该山很矮,仅有20米左右高。爬山时我认为它是一处远古时期的祭坛遗址。山顶凹凸不平,在数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地上满目尽是较大石块和残缺不全的根根石柱根基。仅幸存一根高大的石柱挺拔在那里,男性生殖器精神勃起的形象表现得维妙维俏。我当时就说:“真是远古人类文化奇迹!这是石祖林!”

崇山石祖林
图13 崇山石祖林(局部)
这座崇山南北长约400米,东西有200多米。南部现存一些砖和瓦等建筑残迹,据当地群众讲,文革前有很多庙宇建筑,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北部亦可分为南北两小部分。北小部分就是安置石雕男性生殖器即石祖的地方,南北100多米,东西80余米。靠东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山脊,把这一部分又分成东西两部分,地面堆积60厘米左右厚的黄土,黄土下是很疏松的岩层,证明此处在古代确是经过修整的祭台,主要在上面安置雕刻好的石祖(图13)。

现存石祖主要分布在北小区的西半部。残存的石祖虽多已残毁,但根部多数还埋在原处,深约40厘米。原埋有10多根石祖,都系坚硬的黑色火成岩雕成。从石祖残存断痕的风化程度分析,有的可能早在汉唐以前就被破坏。现存较完整的一根石祖,安置在此小区的最南端,地面以上高310厘米,呈圆柱状,直径95厘米(图14)。另外残存的石祖亦呈圆柱状或近似圆柱状,直径有的大到120厘米,小的仅有60厘米左右(图15)。根据比较完好的一件石祖分析,直径120厘米的石祖,完整时可能高出地面400厘米以上。

崇山石祖林保存较完好的石祖 崇山石祖林残存较小的石祖
图13 崇山石祖林保存较完好的石祖 图14 崇山石祖林残存较小的石祖

此小区的最北边,现存一个深40厘米、直径176厘米的坑。据当地群众介绍,在2005年的一天,附近一处风景区的人用吊车将此处比较完整的一根石祖吊走,拔走石祖后的坑一直作为见证保留着。群众讲,这根石祖,比南边保存较好的石祖少小点,但非常精致,当时人们纪念留影都喜欢站在这根石祖前照相。
    此小区东边横放着一石祖的根基部,残高95厘米,直径103厘米,显得弥足珍贵。古人凿好安置地面的底部保存较好,残存的输精管和睾丸逼真生动。顶端断面有三道深70厘米的炮眼,内放膨胀水泥后这根石祖被爆破了(图16、17)。南边现存的那根较好石祖,根部也已凿进25厘米的炮眼。
    此小区以南的南小区,是一处天然巧成的巨石区,距北小区南边保存较好的石祖仅有40余米。巨大的黑色火成岩竖石紧紧贴附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山包。该山包已被开采一半多,目前还残存未完成的石祖雕件,证明北小区安置的石祖应是在南小区开采石料并加工的(图18)。

张学海研究员(前排左一)、王永波副局长(前排右二)、郑同修所长(前排右三)和赖非教授(前排右四)观看残存较大的石祖根部 陈延明副省长(右三)、刘凤君教授(右二)、邱旺部长(右一)、张德政副主任(左一)和李鹏书记(左二)观看残存较大的石祖根部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转载) - 施诺威 - 汉语ABC
图16 张学海研究员(前排左一)、王永波副局长(前排右二)、郑同修所长(前排右三)和赖非教授(前排右四)观看残存较大的石祖根部 图17 陈延明副省长(右三)、刘凤君教授(右二)、邱旺部长(右一)、张德政副主任(左一)和李鹏书记(左二)观看残存较大的石祖根部 图18 崇山石祖林南部小石山

 这些石祖的雕刻技术非常特殊,没有任何一点金属工具刀刻斧凿痕迹。所以,长期以来才使许多人认为是地下冒出来的,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引起重视。仔细分析这些石祖的造型和制作工艺,特别是对保存较好的一根石祖详细观察后,发现石祖的雕刻技术非常古典高远,他们是远古时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雕刻工艺的代表作。他的制作大体可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选料。选料在这里可能是件比较简单的事,因为都是就地取材。南面小山包里就很容易开采到竖长方形的大石头,放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进行加工成石祖。现存未加工好的石祖就是证明。

第二步骤是开荒。其基本方法是硬石撞打和以软击硬法。所谓硬石撞打法,就是用比较坚硬的有一定锋利程度石块,找好突破点,撞打掉多余的部分,显出石祖的大体形状。所谓以软击硬法,就是选用韧性较强的硬木块作为中介工具,用石块打击木块的顶端,木块就起到了凿子的用途,另一头利用一定的角度撞击掉多余的石料,逐渐雕凿出石祖的雏形。小山包附近还残存未开完荒的石料,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解释。

第三个步骤是细加工成型。仔细观察石祖,制作时的细加工法比较原始,主要采用宽长皮条加沙掺水磨擦而成。现存石祖的表面自上而下都存有一道道微微看得清楚的螺旋纹状加工痕迹,宽度约在10厘米至20厘米之间。这种细加工法虽然很原始,但一段一段大面积磨擦而形成的凹凸现象,使石祖更显得筋肉突起,生动逼真。

第四步骤是细部特殊加工。大家在观察分析石祖时,都为现存较好的一根石祖自上而下突起的输精管和输精管中间自上而下的裂缝线而叹绝。在其它残石祖上亦发现有这条突起的输精管和输精管中间的裂缝线。这应是这批远古石雕艺术最精湛、艺术成就最高的雕刻技术。输精管是在开荒时加工成的,因为没有细加工,比较粗糙。开荒之后,把横放在地上的石祖,放置成输精管一面朝上,在输精管中间的上、中、下各部位,分别凿上下竖长的小深槽,然后同时塞进较坚硬的干木块,再慢慢放进水去,使其逐渐膨胀,形成上下相连的裂纹。我们细分析输精管裂缝,都不裂透,仅深5—10厘米。证明它不是自然裂缝,而是人工巧妙凿槽膨胀而成(图19、20)。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转载) - 施诺威 - 汉语ABC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转载) - 施诺威 - 汉语ABC
图19 齐乃贵副主席(右二)、李鹏书记(右一)、刘凤君教授(右三)、杨卫东副主任(右四)和王备副书记等观看保存较完好石祖细部雕刻 图20 谢玉堂副主席(右一)和安作璋教授(右二)观看保存较完好石祖细部雕刻

 这些大型的石祖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物,是东夷文化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盛期的作品,也是巨石文化崇拜时期留下的奇迹,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和骨刻文的年代大体接近。推断这些石祖年代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五点:

其一,这些石祖被破坏和风化的很严重。根据一般经验推测,这样坚硬的石头被风化成这种程度,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其二,这些石祖的制作工艺非常原始。是远古“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制作工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不见任何的金属雕刻痕迹,说明它们都是青铜工具发明之前的作品。

其三,这是一批非常特殊的男性生殖器大型雕刻艺术,只有在一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艺术,红山文化陶制女神像是目前所见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作。〔1〕龙山文化时期正值父系氏族社会发展的盛期,对人类增长的渴求促进了对男性生殖器的狂热崇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雕刻大型的男性生殖器艺术,应在情理之中。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对性的掩饰遮盖住了性文化艺术的发展,仅在一些隐蔽而不公开的场所见到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型男性生殖器雕塑艺术。

其四,我初步推断这些石祖是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因为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巨石文化崇拜时期,欧洲的巨石阵、古埃及的雕刻和复活节岛的石人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中国境内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的大型石屋,以及台湾卑南文化遗址现存的大型竖石等,也是这个时期或稍晚点的遗物。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下,才能激发这种宏大的审美情怀,创作惊人的在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大型石雕艺术。

其五,雕刻安置这些石祖,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可能延续了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必须有一个比较安定而又经济文化都非常发展的社会背景。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证实,这一地区龙山文化遗址非常密集,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龙山文化遗址成群的地区。当时不但人口密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非常发达,骨刻文就产生和发展在这个时期。因此,龙山文化时期优越的条件为石祖的雕刻和安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

崇山石祖林的发现纯属偶然,我感到幸运。同时也证实了我对骨刻文性质和年代等问题的结论是科学的,真的可以说是天道酬勤。在距今4000年前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能精雕细琢这样大的石祖造型,特别是雕制那条射精管线,技术之高超,令今天观赏者叹绝,相比之下在骨头上刻字就是件容易的事。再说,任何一种时代奇迹和伟大的发明都不是孤独出现的,骨刻文和石祖林互为佐证,它们都是东夷人高度发展文明社会的产物。

首阳山岩书
图21 首阳山岩书
2008年12月20日,我在昌乐县政协和宣传部领导的邀请和多次陪同下,对首阳山岩书进行了认真考察鉴定。首阳山岩书位于昌乐县城东10华里的首阳山南麓水库边,字刻划在较为平整的石面上,现暴露面积约20平方米,周围的字可能还被土埋在地下(图21)。我考察鉴定时,为了掌握更准确的信息,我们新清理了约1平方米的石面,发现了两组保存清晰完好的图像文字,使我对首阳山岩书有了较确切的认识。

这处岩书是古东夷先民在这里祭祀时刻划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和符号。整个岩书分前后两个时期刻划完成。第一期阴刻线条多数较细,刻划较浅,主要以图画的形式反映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多数是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为图画象形字,与骨刻文相似之处较多(图22、23、24、25),其年代主要是龙山文化时期。第二期的文字符号阴线刻较粗深,有的深达1厘米,有的刻划在一期图画文字上面。字的造型较简单,笔划较少,多为符号象形文字(图26、27、28),其风格特点和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坑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相通之处颇多。第二期有一个特殊的字符,刻划得很像石祖的形象,很可能是模仿崇山石祖林的刻划(图29)。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首阳山岩书第二期创作年代应晚于距今4000年的石祖林,可能在岳石文化时期。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图22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图23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图24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图25 首阳山岩书一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图26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图27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图28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图29 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和骨刻文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早期文字, 首阳山岩书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骨刻文的研究结论是科学的:

首先,这处岩书是用硬石刻划在青石岩上。我相信不会再有人说这也是虫蛀的或草根腐蚀的。既然能用硬石工具在岩石上刻字,在骨头上刻字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是对骨刻文不是虫蛀和草根腐蚀的最好说明。 其次,首阳山岩书第一期图画文字和骨刻文的艺术风格很近似,特别是造字规律更是雷同。我在《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中指出:“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是岩书应用最普遍的造字规律,人、动物和鸟的形象与骨刻文同类文字很接近。

昌骨9的图画文字
图30 昌骨9的图画文字
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我认为《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一书中昌骨9的围猎图画文字很有代表性。中间是一惊恐万状的野牛类大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个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作围追状,各有动态(图30)。首阳山岩书发现的一组图画文字,中间是一头向上卷鼻吼叫的大象,周围有几人围追。其创作指导思想和设计构图与昌骨9的围猎图画文字是一样的。只不过昌骨9是记载围猎的事情,而首阳山岩书这幅图画文字可能是向苍天祷告这件事。〔1〕

五、骨刻文部分字的雷同和成行词章的出现

骨刻文的象形字最能说明它是一种早期文字。日前据我个人掌握的资料分析,有一些象形字,已不是原物象的真实描写,而是抽象成有记事功能的形象符号,同一个象形字不但在一个遗址中出土的非常相似,而且在相距较远的不同遗址中出土的也很雷同。更有意思的是,首阳山岩书第一期文字有的也和部分骨刻文象形字极为接近。说明骨刻文在当时已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通用和信息记录与传递功能了。仅举以下几例说明:

我释读为“龙”字的象形字。在昌乐和寿光遗址中发现4例。其基本造型刻一象形“龙”字,整体作侧视状。它有一个硕大的头,眼睛膛睁神大,头顶长有一粗长弯曲的独角。身躯修长又几度弯弧,尾巴粗长有力,尾端向上翘起显得精神而有力。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多已变得仅剩概括的头、粗壮的身子和细长的尾巴,渐渐趋于符号化,但仍能看出是在骨刻文“龙”形象基础上简化而成(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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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骨刻文和甲骨文的“龙”字
(1)昌骨1“龙”字 (2)寿骨60“龙”字 (3)昌骨12“龙”字 (4)甲骨文“龙”字

我释读为“凤”样的字很多,日前已在昌乐和寿光遗址中发现10多个。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首阳山岩书也发现两个造型基本相同的凤。其特征都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圆目修颈,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一副荣华富贵之形态。而商代甲骨文中的“ 凤”字,虽也显得华贵多姿,但已概括成仅有高冠和蓬展的羽毛了 ,明显是在骨刻文和岩书的基础上减化成了图像符号(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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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骨刻文和甲骨文的“凤”字
(1)昌骨2“凤”字 (2)昌骨64“凤”字 (3)寿骨8”凤“字 (4)首阳山岩书“凤”字 (5)甲骨文“凤”字

我释读为“鹿”字的造型也非常典型。在寿光市和昌乐县遗址中发现4例,多作昂首侧视状。鹿角雄壮华丽,躯干健美修长,四肢曲伸协调,动态和谐自然。后边的尾巴格外传神,高高翘起。商代甲骨文中的鹿就不这么真实的美了,多呈正视静态状。其突出的角仍保留的较完美,但多数躯体变成一条短粗的弧线,下部不再是四肢运动,而仅剩两条直立的腿。一切都在简化,演变成了一个形象的图案符号(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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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骨刻文和甲骨文的“鹿”字
(1)昌骨8“鹿”字 (2)昌骨15“鹿”字 (3)寿骨6“鹿”字 (4)甲骨文“鹿”字

通过对以上几个字的简单分析,可清楚地看清三个问题:一是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字,是对“书画同源”理论的最好解释;二是骨刻文已是一种重复出现的、有一定通用性质和传递功能的记事文字;三是骨刻文是商代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商代甲骨文主要是在骨刻文指事和象形图画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象形字是骨刻文和甲骨文、金文的基础,占数量最多。甲骨文和金文渐渐放弃了骨刻文大部分的组合指事字,逐渐新产生了一些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字,发展为成熟的文字。

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仅刻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极少。其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又有初步开始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型。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有的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它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以上两种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布局中不见的;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或横向成行的布局,日前笔者所见已有10多件骨刻文是这种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特别是成行的布局,更能说明骨刻文已经具有词章意义的文字了。有的五字一行,有的七八字一行。从字排列的顺序和造型的变化上明显看出前后有密切的关系,是一段意思的连续表述。《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寿骨1,在骨臼上刻7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上面已经凝固了一层坚硬的沉积物。其中一个字偏离在中心部位,似属于单独布局。另六个字偏离在右边,比较紧密地排列在一起,5个字上下(或左右)排列一行,另一字在右侧中心。一行5个字,表达的是一句较完整的意思,右边一字似乎是这句话的集中主题(图34)。《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一书中昌骨4,骨臼上刻划的竖行5字,第一个字已破坏掉,其它四个字造型十分雷同,皆以一个人物造型为主,其中有曲、立和卧等不同姿势,很可能是一个主体物象连续动作的顺序过程,具有一句完整的记事意义(图35)。以上例子科学证实骨刻文就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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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寿骨1
昌骨4
图35 昌骨4

六、龙山文化时期是有文字的历史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得名。后因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地区类型不同,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等。而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距今3900年至4600年左右。这个时期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区域的龙山文化,以及辽河以西、以今天赤峰为中心地区这时期的文化等都应产生和使用文字,都是以骨刻文为主。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原内地河南地区的这一问题了解还太少。另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也可能已经产生文字,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重大课题。

安阳甲骨文发现以来,大家都在考虑:甲骨文已是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它应该流长有源,它的发展演变起码经过了1000多年。骨刻文就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它们之间的发展确实经过了一千几百年。而骨刻文也应有源头。谈到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1〕蚌埠双墩遗址陶器(图36)〔2〕和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图37)以及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图38)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日前,有的学者认为大汶口陶尊上的刻划的符号已经是字,〔1〕但目前这种符号还发现较少,和双墩陶刻符号一样,是一器一字,只起到一定的标志作用,虽还不能说明是一种记事现象的文字, 但它是骨刻文的源头。从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一千几百年的空间充实了。陶器符号、骨刻文、甲骨文??一脉相承。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字,也是对“书画同源”理论的最好解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向俗体文的演变,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造型转换。这种变化,可视为早期人类文字创造和发展演变的一种规律。古埃及的图画象形文字产生的较早,大约距今5000多年,但他们的文字早在公元3世纪就消失了。所以,中国文字自它产生过程中的陶器符号起,自骨刻文以后,至今天的楷书宋体传承有序,是研究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唯一的一份历史时间最长、发展序列最完善的文字艺术。

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和他们的继承人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这些地区。他们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这些地区文字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西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的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把这段的传说历史时期实证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双墩遗址陶器符号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图36 双墩遗址陶器符号 图37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图38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刘凤君

于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

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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